从区域来说，西部地区奋发崛起，百强县新增了4个，达到了14个。东部地区优势明显，百强县上榜数量达到65个，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有所下降。

《瞭望东方周刊》特约撰稿邓之湄 编辑陈融雪

3月13日，江苏太仓港码头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7月25日，赛迪顾问发布《2023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》，报告显示，2022年我国有54个“千亿县”竞相进位，迈入“GDP千亿俱乐部”。

县域经济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重要发力点。我国现有县和县级市1866个（不含市辖区），县域GDP占全国GDP的比例长期在40%左右。“县域经济如何优化结构、创新模式，需要认真研究和探索。”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、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说。

2023百强县榜单出炉，哪些县（市）增长最强劲？从百强县到“千亿县”，发展有何模式，有何路径？这些问题备受各界关注。

昆山领跑，西部崛起

“2023百强县的入围门槛再次提升，从上年度的GDP500亿元提升至600亿元。全国‘千亿县”的增量和总量实现了双高。”对于新出炉的榜单，赛迪顾问业务总监兼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余德彪划出了重点。

据介绍，和以往相比，此番评选设置了双门槛，即GDP超过600亿元、一般公共预算超过20亿元。在双门槛的基础上，评选又设立了经济实力、增长潜力、富裕程度、绿色水平四大一级指标，八大二级指标，27个三级指标。

过去一年，哪些地方经济增长最强劲？

观察榜单，从县（市）来说，昆山继续霸榜，突破了5000亿元大关，GDP增长了259亿元。强劲增长的县（市）还有，江苏省张家港市、福建省晋江市等，GDP同比增加超过了200亿元；江苏省江阴市、福建省闽侯县、福州福清市、河北省迁安市、湖北省大冶市等，GDP同比增加超过了100亿元。

百强县榜首昆山城市美景

在省级层面，江苏表现亮眼，前10强中占了6个，福建、浙江、山东和湖南各占1个。

从区域来说，西部地区奋发崛起，百强县新增了4个，达到了14个。东部地区优势明显，百强县上榜数量达到65个，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有所下降。

总的来说，百强县的GDP总量略低于广东省，与江苏省持平，高于山东省和浙江省，占了全国的9.9%；54个“千亿县”中，49个增速超过全国同期，10个增速达到10%，新增的10个“千亿县”中，有7个平均增速超过6%。

值得关注的还有，百强县的“富民”和“强县”并重。

2022年，百强县人均GDP达到13.8万元；百强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为4.6万元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达到5.5万元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达到3.1万元，分别高出全国水平24.7%、11.6%、54.4%，充分体现了百强县“富民”与“强县”并重。

54县跻身“千亿俱乐部”

“在百强县榜单上，‘千亿县’多数处于跃升期和爆发期。”余德彪表示，基于七年来的百强县研究，我国百强县的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：起步期、积累期、跃升期和爆发期。

在起步期，百强县通过龙头企业或特色产业初步形成集群效应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夯实基础，做强做大产业。

在积累期，百强县已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，但是产业集群和主导企业稳定性较弱，亟待优化产业体系，促进集群化、协同化发展。

进入跃升期，百强县实现能级跃升，产业结构优化，科技化水平和附加值水平不断提升。这个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升产业层次，推动新旧动能转化。

迈入爆发期的百强县，无论是经济实力，还是增长潜力、智能化、绿色化水平，各项指标都在全国遥遥领先，成为百强县标杆，引领全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2022年，跃升和爆发的“千亿县”，创下了增量和总量的双高。

据介绍，和上一年度相比，全国“千亿县”达到54个。新晋的10个新秀分别是伊金霍洛旗、瓦房店市、东台市、高邮市、仙桃市、沛县、闽侯县、邹城市、仪征市和寿光市。

这54个千亿县，完成GDP8.6万亿元，占全国经济总量的7.1%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值达到108.0亿元。

余德彪认为，我国“千亿县”已形成六大典型发展模式：以昆山市、江阴市、慈溪市、义乌市等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创新驱动主导模式；

以晋江市、南安市等为代表的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产业集群驱动主导模式；

以长沙县、浏阳市、宁乡市为代表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融合驱动主导模式；

5月20日，骑行爱好者们从湖南省宁乡市出发（陈思汗/摄）

以龙口市、胶州市为代表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模式；

以神木市、准格尔旗为代表的呼包鄂榆城市群资源驱动主导模式；

以仁怀市为代表的核心企业驱动主导模式。

“发展路径是多样化的。不同地区，不同现状的县和县级市从当地的实际出发，有不同的发展路径。”李毅中说，今年5月5日，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，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，避免割裂对立；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，不能当成“低端产业”简单退出。

“这就要求各地要细分、细化、分类引导，鼓励发展一批经济强县、专业化强县、农业强县、生态强县和转型发展强县。”他举例道，北国粮都黑龙江省富锦市，2022年的粮食产量达319万吨，全国第一，就走出了农业强县的路子。

“除此之外，还有浙江温州的电器之都、浙江绍兴的柯桥纺织城、广东佛山的面料、河北涿州的汽车配件、江苏镇江的丹阳眼镜之都等，都很好地走出了自己的路子。”李毅中说。

从“狮王”到“狼群”

观察百强县在省级行政层面发挥的鲶鱼效应，可归纳出三大模式。

一是以江苏、浙江为代表的“狼群模式”：省（区）内拥有多个百强县和“千亿县”，县域经济发展相对均衡，县域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互竞逐。比如，江苏的昆山和江阴，相互竞争，相互发展，有力推动了江苏省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——江苏省今年百强县有23个，“千亿县”达到21个。

6月24日，浙江省乐清市端午嘉年华活动现场，市民观看海狮表演

二是以福建、山东、湖北、四川、湖南为代表的“雁行模式”：省（区）内拥有数个百强县，以典型头雁带动雁行梯队式发展格局。比如，福建省的“晋江经验”、福清县域集成改革等，不但成为福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宝，也成为了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样板。

三是贵州、山西、江西、河北、云南的“狮王模式”：省（区）内只有一个典型百强县，通过充分发挥其县域特色资源、集中培育核心典型县市，将其打造成为标兵，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。比如，贵州省仁怀市依托白酒资源，整合相关资源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，习水县、赤水市等充分发挥白酒产业势能，已初步走上高速发展通道。

目前，黑龙江、广西、山西等暂无百强县、“千亿县”标杆县市的省（区），可学习“狮王模式”，统筹省（区）重大生产力布局，集中力量培育百强标杆，实现由无向有发展。

贵州、江西、辽宁、云南等省（区），可学习“雁行模式”，加大强县力度，深化放管服改革，推动单核示范省（区）向多点引领模式发展，实现由单核向多点迈进。

福建、山东、湖北等省（区），可学习“狼群模式”，加快构建以百强县、“千亿县”为标兵，其他县域为重要支撑的县域经济发展体系，由多点向群发展。

江苏、浙江等地，则要迈向更高层次的全域发展。江苏要强调县域的南北协同，浙江要突出县域的东西部联动。同时，头部县市要加强对标各类大中城市，积极向先进城市的模式跃升，释放出更多的发展活力。

数字化转型成关键

“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，县域作为新型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，县域经济如何优化结构、创新模式，需要认真研究和探索。”李毅中称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2022年，我国规上企业县域占45%以上，专精特新小巨人县域占了1/3，制造业单项冠军县域占了近四成。

“当前，百强县快速增长、势头强劲，强县标准和发展逻辑发生深刻变革。”余德彪称，县域正加快成为投资和消费的重要阵地，不同类型县城差异化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，省级行政单元正成为统筹县域发展的重要力量。比如，云南省和陕西省设立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，推动区域内的县域高质量发展；湖北省也提出了百强定位、百强储备的“双百战略”。

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进入重要机遇期，但县域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瓶颈待突破。

“这些问题包括：县域和城乡之间，公共服务供需失衡；产品市场存在分割壁垒，地区间竞争大于合作；要素等级流动，导致资源过度集聚等。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、城市与区域管理系教授陆军称，大城市持续虹吸资源，尚未见底，导致县域之间同质化竞争激烈。

不过，他也指出，县域经济发展正迎来更多机遇。

“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可以改变地区经济的分工，加强地区经济的协作；地区之间合作，可以达成长远的供需平衡；都市圈的培育与协同发展，能够实现区域间要素、产业和功能的优势互补，改善区域整体福利。”陆军说。

在他看来，在当前数字化、智能化经济的背景下，县域经济的发展要用智慧化的方式弥合城乡之间、城县之间的差距。

“加强县域的智慧化发展能力，成为县域培育先进生产力的增长点。”余德彪称，县域为数字化提供重要场景的同时，数字化转型亦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必选题。

来源：新华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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